几年前的某一天，几位领导在参观校史馆时，突然讨论了一个问题（我当时不在现场，事后是朋友告诉我的）——1893年11月29日，究竟是张之洞向光绪皇帝报告自强学堂创办情况的日期，还是光绪皇帝在奏折附片上朱批“该衙门知道”的日期？经过一番讨论，领导们最终得出结论——这一天应当是光绪皇帝朱批的日期。尽管我们无法完全确认史实的准确性，但我认为这些领导的推论逻辑非常合理——毕竟，在一份朱批奏折（或者是奏折的附片）中，皇帝的朱批日期显然比臣子上奏的日期更为重要可靠股票配资公司，具有更强的标志性意义！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国家行政体系的运作，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。如果一份奏折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某个学堂的创办情况，那么它获得朱批的日期就可以看作是该学堂在中央政府初步“备案”的标志性时间。既然1993年以后的武汉大学将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认定为本校的最早“前身”，并且确定11月29日为新的“校庆日”，那么这一天很可能正是张之洞当年上奏的《设立自强学堂片》获得御批的日子！ 我们可以拿北洋大学堂（天津大学的前身）作为对比——这所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现代大学。1895年9月30日，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王文韶向光绪皇帝上奏，请求设立头等、二等学堂各一所。10月2日，光绪皇帝在奏折上朱批“该衙门知道”，并迅速通过急件形式将其发回。1925年，国立北洋大学首次举办校庆活动时，由于“本校成立纪念日因庚子年之前的档案在战火中被烧毁，未能有确切记载”，经校长刘仙洲努力查找相关史料，最后确认该校在清朝时期的“奉旨批准”日期为1895年10月2日。由于正式成立和开学的具体日期无法考证，因此校庆便选定了这个“奉旨批准”的日期——10月2日，作为最具标志性的“成立纪念日”。这一做法也证明了朱批的时间往往比上奏的时间更为重要，否则，天津大学的校庆就不会选在10月2日，而是可能选在9月30日了。 那么，武汉大学目前的“校庆日”是怎么来的呢？1993年2月15日，《武汉大学报》刊登了一篇名为《风雨珞珈一百年 艰苦创业为后生——建校百年考》的文章，文末提到，武汉大学的前身应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。文章指出，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（即1893年11月29日），张之洞上奏光绪皇帝报告自强学堂建成的日期，可视为校庆纪念日。根据该文章的说法，这个“校庆日”是张之洞上奏的日期，而非光绪皇帝在奏折上朱批的日期。那么，武汉大学为什么没有选择朱批的日期作为“校庆日”呢？我相信，当时的学校领导和一些学者们并非完全没有行政常识，唯一的解释可能是——他们根本没有搞清楚朱批的日期是什么！不要说30年前，现在依然很少有人能弄清楚这个问题。如果你看看今天的武大官网，还是会看到类似的模糊表述——
展开剩余32%然而，30年前武汉大学决定将校史拉长20年时，很多领导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历史细节可靠股票配资公司，特别是没有搞清楚《设立自强学堂片》获得朱批的时间，只知道11月29日是张之洞上奏的日期，于是便匆忙将这一天定为“校庆日”。对此，我只能感慨——造假也需要“技术”，像这样半吊子地做，显得十分不专业，学术水平也令人堪忧。 当然，这些讨论只是在探讨《设立自强学堂片》获得光绪皇帝朱批的日期，和自强学堂的“生日”应该定在哪一天。这些问题与武汉大学的真正校史没有直接关系。从武汉大学校史的角度来看，1893年12月27日，可以说是一个“无关紧要”的日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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